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安琪家园 安琪纪事

安琪纪事

一个慈善社团的中国式生存 ――“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十年发展启示录
发布时间:2017-08-10,查看次数:197

一个慈善社团的中国式生存

――“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十年发展启示录

 

李绿江/撰文

 

前言:

2017年2月9日。这一天,还没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农历丁酉年春节尚未结束。此时,就有50多位客人,按照知名民间慈善组织“广西安琪之家”的通知,夹杂在春运大潮的人流中,从全国各地赶到广西首府南宁市。接着,又被接到了设在距离南宁市120多公里的“广西安琪之家崇左市校区”,开始了他们为期两天的特殊会议。

他们个个毫不起眼,但此行的目的明确――作为“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成员机构的代表,他们前来参加自已的社团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及年度会议。

这次聚会十分简约。会议室内有一条印着“勿忘初心,勇做善工”主题的横幅,室外小操场上另有“十年磨一剑,关爱传华夏”和“一网情深,善行天下”两条横幅,展现了此次会议所凸显的价值取向与追求目标。

除此之外,会议场地没有其他任何装饰,仅仅是干净、整洁而已。

与其他希望借助庆典之机扩大社会知名度的社团相比较,“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的此次庆典非常低调。在与会人员中,没有外人,也不邀请本土嘉宾、政府官员前来致辞捧场,甚至也不向媒体通报――网络的核心机构理事会认为,我们这是在做自已应该做的份内的事情,完全没有向外界秀成绩的必要。

2007年,“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在中国南部边疆的广西首府南宁市悄然诞生,开始了它注定要铭刻着“中国特色”的生命之旅。

十年过去了,它的周年庆典再度落脚在南宁。

只不过,这次,南宁除了是它的出生地之外,又再增添了“旅途驿站”的意义――它在这里诞生,走向全国,现在又回到故乡,稍做歇脚,舒缓身心,再重新加油、充电,补足养料,然后按照它给自已定下的方向,再度启程,走向它心目中理想的诗和远方。

因此,对于参加会议的代表及其所在机构而言,对于关注中国残疾人事业、关注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生存及发展现状的有识之士而言,认真回顾并梳理一下“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整整十年的成长、发展过程,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在中国成千上万宗旨各异的民间组织和社团中,“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以下简称“脑瘫网络”)确实很不起眼――这个全国性的社团组织起初没有总部办公室,当然也就不可能将总部办公室设在一般人都认为应该而且必须要落脚的首都北京。

 

原因很简单――

第一,“脑瘫网络”没钱,也没人。

第二,“脑瘫网络”的4家发起机构中只有一家机构设在北京,稍后又搬迁至毗邻的河北燕郊,“脑瘫网络”连个容身的“栖身之地”也没有。

第三,这家驻京机构当时尚未在政府的民政部门注册,还没有获取法理意义上的“合法身份”――在当时,民间组织“注册难”,这在全国都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没有合法身份,这家机构就不被允许在当地银行设立合法的公共账号,“脑瘫网络”也就不可能“寄身”在其中――对于民间组织而言,这一点几乎等于是被掐断了“生命线”。

第四,按照当时国家规定所必须执行的政策条款,在诸多无法满足的条件限制下,“脑瘫网络”根本就无法注册!

――这就是“脑瘫网络”在即将诞生之际,所面临的真实而又无奈的困境。

 

甚至,“脑瘫网络”的四位创始人广泛联系了所有有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专家和政府官员,经过了多次反复的研究与论证,也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微小缝隙以供“突破”。

 

有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脑瘫网络”愿意用事实来说话。



 

                                                二

2007年的7月和11月,河北省的“黎明之家”王清芬女士、北京市的“生命树”寇洁明女士、山西省太原市的“爱之家”戈洁女士、广西南宁市的“安琪之家”王芳女士,经过在北京香山、南宁南湖的两次共同商议,决定联袂发起组建“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力图通过团队的扩张、专业社会服务的辐射等多重努力,将服务脑瘫儿童的普及覆盖面,扩大到全国范围。

这四位草根NPO的负责人之所以携手发起组建这个脑瘫康复民间团队,其实是有着深厚的理念基础的――

 

首先,这四家NPO都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前后创建的。

当时国内的NPO数量,据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范宝俊先生在2004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讲话中的透露,还不足1900余家,“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官办的,并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机构起步早,就意味着这四家机构的创办人都同样拥有对国内社会发展进步的超前的眼光。

 

其次,也正因为当时同内的民间NPO数量稀少,多年以来,这四家机构一直处于“孤军奋战”(或曰“孤立无援”)的单打独斗状态。它们在时刻面临的接踵而来的迷茫、困惑和障碍的围追堵截下,常常不知道应该到何处去寻求启发和帮助,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寻找“组织”和“同路人”,她们有强烈的心理渴望。恰好,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机缘的巧合让她们走到了一起,彼此相识,进而相知;再进一步,便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达成了无比的默契。

 

再者,这四家机构也都是各有各的难处。“安琪之家”虽是成立之初就已在民政部门注册,而且,王芳女士早在2004年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便受到邀请成为“特邀机构代表”,但那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无话语权;而其他的三家机构,不是尚未注册(或被拒绝注册),就是被划入另类,在当地屡遭白眼。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如筹款的艰难、专业的训练、领导力的培养、制度的设立、财务的完善、人才的招募、场地的寻找、民众慈善意识的提升、突遭意外的解救、公共关系的搭建与处理等等,虽经反复游说、多方汇报和四处求助,却长期无人搭理。

 

就连这个“四人小组”指定“广西安琪之家”担任“脑瘫网络”的“中心枢纽机构”,代行总部办公室职责,并指定由王芳女士担任首任“项目协调总干事”――这是个没有任何收入、只尽义务却又必须承担责任的“无品之官”――那也是“被逼出来的”。

 

按常例,一个号称“全国性”的社团,其总部理应设立在首都北京;惟其如此,才顺理成章且名正言顺。但当时这四家机构既缺钱又缺人,同时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所限,根本就不具备在首都设立总部的基本条件和环境。而唯一设在北京的“生命树”,当时也尚未注册――任何号称“全国性”的社团,是不可能连“财务的落脚点”(银行账号)都不具备的。

在毫无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这个“财务的落脚点”也就只能选择在距离祖国首都将近3000公里的南方城市,在南宁市的“广西安琪之家”暂住。

――这一“暂住”,就是十年!

 

因此,他们需要相互援手、相互扶持和相互鼓励,才能迎风披雪,共渡难关――在喘一口气、歇歇脚之后,挺直腰杆,搀扶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再度跋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四位创始人都从自身机构的经历和遭遇中,深切地体会到,当时国内所有从事脑瘫儿童社会化服务的民间公益慈善机构,基本上就是一盆散沙,也全都非常渺小,相互不通信息,基本上都缺乏实力、发展后劲和话语权,全都不适应人类社会所普遍存在、普遍认同的,并积重难返的“物竞天择”(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全都如同一个孱弱少年,不论站在哪条大街上,全都不堪一击――它们需要有能够呵护它们的合适的阳光、温润的土壤、充足的水源、纯净的空气,和抵御侵蚀的盔甲,以及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这种足够安全的环境,是不可能指望当时的社会大氛围,所能够轻而易举、居高临下赐予的,只能靠自已主动去争取、去创造,这就需要大伙一起抱成团,去寻找、团结、孵化更多的同路人和同类机构,去发出自已的声音,去营造所期待的更高的社会认知度,去实现所一致认定的共同的理想。

可以说,“脑瘫网络”的诞生,有着多重内在、外在因素在起着促进作用――它既是四家发起机构负责人所拥有的超前意识和目光所致,又是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趋势所然,也是社会大变革转型时期对所面临形势的探索与创新。

甚至,它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为数极少的民间慈善机构,和第一代民间慈善界的从业人员,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还远未到“发展层面”)困境时,不得不进行的一种意在自保、颇为无奈的“突破之举”!

一句话,“脑瘫网络”的呱呱坠地,从正面说可以算是瓜熟蒂落,应运而生;反过来也可以认定,那是不折不扣“被逼出来的”!

 

然而,“脑瘫网络”诞生之后,尽管它依然弱小,步履蹒跚,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持续努力,为中国的特殊儿童群体提供了大量的、超乎人们想象的社会服务。

 

其一,据不完全统计,“脑瘫网络”目前在全国各地每天直接面对面服务的脑瘫儿童、孤儿及其他特殊儿童――包括自闭症、智障、肢残、盲聋哑、唐氏综合症,等等――已经超过8000余人。

 

其二,“脑瘫网络”从缘起,到今天,已是“十年磨一剑”。以每家机构每年所能服务的人数在150人~200人的规模(实际人数要超过这个数字)来估算,十年下来,它在全国所直接服务过的特殊孩子,已经超过了7.8万人~10.4万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进步成就。

 

创造这个社会进步成就的“脑瘫网络”,其核心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由王清芬女士担任理事长,王芳女士担任秘书长兼“全国康复协作办公室”主任;理事会成员仅有7人,只尽义务,只承担责任,不享受任何特权。

尤其是王清芬女士,她那坚如磐石的崇高的信仰,少年时期即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学识,常年为弱势群体在全国各地的奔波跋涉,令她充满人格魅力――她是“脑瘫网络”的主心骨和精神领袖。

 

“脑瘫网络”完全不象人们所常见的许多社团那样,有着令人惊讶的、数都数不过来的委员、常委、理事、顾问、总监、正副会长、主席之类的头衔设置与职位排列――它不在乎这个!

 

――那么,这种鲜为人知却又弥足珍贵的“社会进步成就”,又是怎样创造、积厚而来的呢?

 

“脑瘫网络”的每家机构的创始人,都是胸怀天下并极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理想主义者,也全都有极强的慈善信念和行动能力;每家机构的生存之路都屡经坎坷,写出来都是一本本厚厚的书,也都是中国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成长历史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只需选择“脑瘫网络”的中心枢纽机构“广西安琪之家”的发展历史来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脑瘫网络”成员机构各自所确定的生存之路,并非一路风景不断,快乐并惬意,而是一直走得非常艰苦。

“安琪之家”的这个过程浓缩并展现出来,便基本能够看出“脑瘫网络”各个机构所面临的困境,和他们努力向上的艰苦卓绝。

 

“安琪之家”创办的背景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就个人而言,创办人王芳本身就有一位脑瘫女儿,而王芳找遍了全国,居然就找不到一家可以接受女儿既能做康复训练、又能接受相应文化教育、还能给予生活护理的机构和学校。无奈且无助当中,决不放弃对女儿康复希望的王芳才下定决心要自已来创办这样一个机构。

就区域环境而言,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目前到底有多少脑瘫儿童,仍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而据比利时“国际助残”广西项目的调查,仅在南宁市下辖的马山县内,脑瘫孩子就有约800人左右。

业内人士的普遍看法是,以平均每500位新生儿就有一位是脑瘫孩子的概率来推算,广西的脑瘫儿童人数不会少于8万人;首府南宁市约为1.3万人。

8万名脑瘫孩子中,有机会接受康复教育的孩子,到2002年“安琪之家”创办时止,还不到10%。

如此看来,既然有这么大的社会需求量,创办一个为这类长期以来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民间慈善机构,似乎应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现实并不乐观,甚至非常令人担忧。

 

2002年6月,“安琪之家”创办时,只有创办者王芳私人出资、东拼西凑的3万元——这是现行法规所规定的成立“民办非企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资金底线——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资金来源。民政部门的官员对“安琪之家”的创办给予了鼓励,但他们并不看好“安琪之家”的前途――这点小钱根本办不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半年,“安琪之家”账上的钱就基本用光,不得不开始四处筹款。其后,“安琪之家”多次陷于财务危机,账上所余金额最少时不足200元。

――由于缺少稳定的资金来源而长期危机四伏,这正是目前国内草根NGO非常普遍的现状。

 

当然“安琪之家”也是要收费的。草根NGO首先必须要生存,而后才能寻求发展。安琪之家向脑瘫孩子家长收费,一是得到了物价部门的许可;二是不能让孩子家长当“甩手掌柜”,把孩子送来了便万事大吉;更何况脑瘫孩子的康复训练和特殊教育,必须贯穿于孩子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中,需要NGO和家长互动以形成合力;第三也是为了缓解“安琪之家”的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况。

 

然而情况还是不妙。当时全社会对“脑瘫”所知极为有限,对“在目前情况下,医学手段无法根冶脑瘫,只能用康复训练来减轻脑瘫多重障碍”更是闻所未闻;加上不少医院出于利益方面的驱动,不断地鼓动家长带孩子去做那些并不成熟且费用昂贵的手术;而许多的家长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也不惜倾家荡产——结果当然是雪上加霜——所以脑瘫孩子的家庭毫无例外经济上都极度困难。

 

“安琪之家”成立时,物价部门给出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月866元,且不含住宿费和伙食费。这个标准就连物价部门自已也认为过于偏低,并在一年后便取消了这个限定,改由“安琪之家”可以视实际需求和脑瘫孩子家庭的承受能力自定收费标准,“随行就市”。

“安琪之家”为了能使脑瘫孩子得到康复机会,则一直在尽量减免收费;成立初期的整整6年内,“安琪之家”只收取每个孩子每月400元至600元的费用,并且全部包含了住宿、伙食、康复训练、文化教育、生活护理和户外活动等全套服务。

这就意味着,脑瘫孩子家庭所支付的费用,还不到6年前物价部门许可收费的50%。

另据广西华通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安琪之家”每支出100元费用,由孩子家庭所支付的费用仅为25%,其余的75%则不得不另行筹措。

 

另一个可以比较的参照数是,倘若将这些孩子送往政府办的福利机构,所需费用将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如果将这些脑瘫孩子送到公立医院去做康复,所需费用更是大得令人咋舌:每天每一次理疗按小时收费100元,肢体康复训练每次一小时收费150元,一个月便是3000元至4500元;在南宁市请护理工陪护病人,基本酬劳是每人每天200元,也很难找到愿意干的人。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酬劳标准只适合于“每天8小时工作制”,延长时间还要另外计费,而“安琪之家”则是全天24小时服务。

“安琪之家”这样的以尽量最小的收费来为特殊儿童尽量提供最全面服务的机构,在全国的民间组织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由于脑瘫儿童属于全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为弱势的层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乡村或贫困山区的贫困家庭,其中更有一部份是“因病返贫”;所以,对于以脑瘫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全体“脑瘫网络”成员机构而言,他们与“安琪之家”所遭遇的困境基本相同,甚至更糟!

 

如今,十五年时间过去了。“安琪之家”至今已为来自全国各地、超过2200位脑瘫孩子及其家庭提供了康复、教育、生活护理、职业培训、社交引导和远程咨询等一条龙服务;社会公信力和美誉度在持续不断地攀升,口碑极好,而且还在持续发展。

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沉重的:每多接收一个孩子,就会给“安琪之家”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和压力。现在,“安琪之家”拥有三个校区,大约4000平方米的康复教育场地,42位全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直接服务的特殊孩子在250人左右。但前提是:必须保证平均每个月所能筹措到的善款在15万~18万元以上。一旦这条资金链条脱落,“安琪之家”就将无以为继。

 

“安琪之家”首先必须能够生存。而且,“安琪之家”的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的定位,以及它所扶助的脑瘫儿童群体的特殊性质,天生就注定了它自身无法形成造血功能,不可能有依靠自我潜质以维系自身生存的能力,就永远要依赖民众慈善意识的上升来支撑。

――这就是“脑瘫网络”全体成员机构,到目前为止,所共同面临的、尚未有明显改观的、真实的生存环境。



 

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体现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彻底改变了共和国成立以来长达64年慈善事业无法可依的局面;二是在《慈善法》正式实施的一年以前,由政府出资购买民间组织社会服务,以便更贴近而有效地关注民生的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已开始逐步铺开到全国各地。

 

但这对“脑瘫网络”的十年生存发展历程而言,却是一种临到了收官阶段才出现的“迟来的爱”。而且,凡事均有正反两面,这其中有两种现象,令“脑瘫网络”团队一时半会还无法因此而喜笑颜开――

 

其一,《慈善法》是正式实施了,但诸多的相关政策、实施细则,以及各地方性法规尚未配套;此外,指望一部《慈善法》的实施,就可以立马改变行业管理部门和官员们的理念、思维定势及原有的技术操作流程,大幅度提升民众的慈善意识,进而破解民间组织的生存困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道理也很简单:在“时代是有局限性的”、“人是有局限性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这种改变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即便是立法质量最好的法律,它也有一个接受实践检验并逐步完善的的过程。

 

其二,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为民间慈善组织注入资金以提高其生命力和执行力,这样的考量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同时又会隐含着至少如下三种隐忧――

一是这种形式刚刚启动,尚在草创阶段,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这就难以避免对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的无序哄抢,以及对拥有良好品质和口碑的民间组织的恶意打压,无法对掌控资源的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等等,以及此后一连串的幕后操作带来的无穷后患。

二是由于政府官员此前对“购买社会服务”基本没办过,也就不知情,难免会出现“外行领导(或监管)内行”的“盲目投入”行为――具体体现为对政府资源的“乱用”,和对自身权力的“滥用”。

举个例子――

“脑瘫网络”的某家机构于2015年获得了当地政府因“购买服务”而支付的25万元资助。但政府方面对该机构提出的条件却是:在一年的项目期限内,须要上门服务100位特殊孩子。这就意味着,每个孩子,每个月所能平均分摊到的服务补贴,只有208元,连低保标准都不如!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任务!

但是,这家机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它不得不额外派出更多的人力去四处化缘,几经艰辛,才把这个项目的巨大资金缺口补了回来!

三是如果“政府购买服务”出现“盲目投入”、“胡乱投入”和“草率投入”行为,势必会引发并助长民间组织严重的依赖心态,导致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日趋单一性,最终不得不因此而放弃民间组织最可宝贵的“独立性”特质,并在实质上蜕变为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这种状况从本质上分析,显然等同于换了另一种面孔,又重新回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老路,而这又是“脑瘫网络”不得不加以高度关注的。

 

最后,也就只有筹款自救这条华山古道可行。

而且,别无选择。

一方面,有大量的、紧迫的社会需求,而需求群体又无法支付最起码的费用;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也需要输液,可是在社会援助机制长期断档的环境中,又极度缺乏合适的生存土壤。

所以,这是目前民间慈善组织所无法规避的一个悖论。

 

包括“安琪之家”在内的“脑瘫网络”的全体成员机构,它们“筹款自救”的生存方式,非常富于典型的“中国特色”。

依据众多专家、学者的介绍和分析,国外的NGO(或NPO),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称之为“筹款NGO”,负责筹集社会各界捐款,然后按照捐助意向发出招标意向,选择合适的项目、合适的执行者来落实善款的使用,监督项目实施并力促善款能真正产生改变社会的实际效果。比如某些大型的、有影响力或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

另一类称之为“执行NGO”,其职责在于以项目实施的方式,申请并接受“筹款NGO”的项目资金,并以众多环环相扣的具体行动,直接在第一线受助群体身上落实使用善款,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帮助善款资助方实现其心愿。

这两类NGO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分工上有明显的区别。前者相当于是一个受社会各界委托的慈善投资公司,拿到了资金后四处妥善寻找合适的慈善投资项目;后者则更象职业经理人或工作操盘手,拿到慈善投资后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操作,力争给投资者以最大的回报,而这种回报或者收益基本上都不是物质性的;至于筹款,它是不过问的,大体上也是有大钱就做大事,有小钱就做小事,没钱也就不做事。

在国内,“筹款NGO”数量很少,大量的都是“执行NGO”之类的草根组织。

“脑瘫网络”团队很难从各自渠道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和相应补贴、基金会的资助和大集团大公司的援手,所以它只能自行筹款;又因为它本身不可能放弃在第一线的实际操作,因而它又不得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社会服务的实际行动当中。

――既要“筹款”,又要“执行”!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就必须身兼两职,两方面都要从外行变成内行,都不能(也无法)“等待”,而是必须有扎扎实实的“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典型的“两面作战”态势当中。

任何一个精明的军事家,都会在战争风云中,尽量避免或相对避免使自己落入两面作战、疲于奔命和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脑瘫网络”团队对此却无法避开,他们因此走得很艰难。

 

众所周知,国际上直接服务于特定弱势群体的NGO,尤其是“执行NGO”,几乎都是依靠特定的项目计划来争取善款支持的,也同样是申请到善款就做,申请不到就不做,或是申请到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

在发达国家,它的福利、慈善和援助机制都已经相当全面和完善,“申请不到就不做”的现象很少出现。

而中国的国情却不同――

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善款来源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补贴或项目拨款(即“政府购买服务”);二是基金会或大型企业公司的资助,也包括“以项目带资金”;三是大量普通民众的小额捐款。

对这三条渠道,“脑瘫网络”团队都有过尝试并且一直在坚持不懈。结果呢?

 

第一条渠道以前“没戏”,现在“有”了,但不多,且条件大多比较苛刻,与“务实、精准、合适”的起码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政府所掌控的资源是最为丰厚的,但政府的资金大多用于扶持政府开办的福利机构,其中主要是以“社工”为中心的表层“社会服务”,但求“润泽”、“应急”、“缓解”而已,“有效”、“多层次”、“可持续”却还谈不上。而民间慈善机构被纳入其“购买服务”的视线范围内,才刚刚起步,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极其不充分,结果必然是政府对民间慈善机构防范多于引导,掌控大于服务。

另外,虽然《慈善法》已开始实施,但对于依据怎样的政策性法规、如何界定和采用什么操作程序,对民间慈善机构予以确认和有效资助,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

再者,国内传统概念和思维定势都是无论办什么事,都必须“依靠政府”(或“依靠组织”),而民间慈善机构恰好属于“非政府组织”――这就使得民间慈善机构在有意无意中被置于接受政府资助的边缘地带。

南宁市政协的一位官员在探访“安琪之家”时,曾经表达了他的如下个人观点,而他的观点也体现了为数众多的政府官员的典型思路: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象“安琪之家”这样的民间慈善机构,他们的存在与发展对我们这个城市而言,具有标竿榜样作用,“安琪之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得到政府相应资助,因为他们正在做着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但却没有做到、或没有做足的社会服务事业。

――可是,要想让政府对“安琪之家”有所资助,就等于是让政府面对所有民间慈善机构都一视同仁,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做通盘考虑,这就不是某个层面的地方政府所能做到的――没有谁会违规先开这个口子。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间慈善机构基本上没有多少话语权;即使能够在某些场合、通过某种渠道发出的某些声音,也会在时间、主题、工具、传播平台和覆盖范围大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难以把真实的情况和准确的需求公诸于众。

众所周知,在一个资讯量极大、极其发达,且应该拥有多种不同声音的信息社会,“话语权不大”与“没有话语权”没什么区别,而“没有话语权”基本就等同于“根本不存在”。

 

第二条渠道也“有戏”,但也不多,有那么几点“火花”,大多也归于沉寂。

对于基金会和大型企业集团,“脑瘫网络”需要帮助的呼声似乎距离它们太遥远。至今,除壹基金外,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基金会和大型企业集团对资助“脑瘫网络”表示过“感兴趣”。

个中原因,除了公众慈善意识有待于培育和提升外,还在于现行税收制度上的有所制约——

除慈善总会系统、残联系统及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得到特殊许可外,其他所有大型企业集团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捐助,都很难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而且手续繁杂,令他们对襄助慈善机构基本上没什么兴趣。

尽管实施不到一年的《慈善法》已在法理上肯定了慈善捐助的合法性,但具体实施方案和操作程序却仍未见落地。按照以往的政策规定,“脑瘫网络”无权进行公开的社会劝募,也就无法在接受捐助时给对方开出正规的捐赠票据。

不免税,无票据,手续难办,这样的氛围,使得国内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慈善意识的严重缺乏成为极普遍的现象。

不是身处国内慈善行业第一线的广大民众,也包括政府官员,其实很难想象得到,尽管目前襄助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各种各样的善行善举在传媒中触目皆是,且轰轰烈烈,而慈善界众多知名人士内心则非常清楚,这其中不仅“水很深”,而且“水份大”;有重复报道的,有翻炒旧饭的,有虚抛数字的,有诈捐的,有口惠而实不至的,花样百出。

 

第三条渠道虽然远远未达到各个机构内心的期望值,但效果却是最绵长也最令人感动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从来就不缺乏公益慈善的优秀文化传承,以修桥补路、施斋舍粥、悬壶济世、义学供堂为标志的各类善言善行,史不绝书。然而,那只是在封建帝国时期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个人或小范围、小团体的偶发性行为,并没有在律法、制度、心态和行动上,形成定规与常态。

即使到了共和国时代,因为大一统计划经济的惯性沿习,在历史和传统积淀所产生的诸多制肘面前,在现行的机制下,“脑瘫网络”团队往往很难伸展手脚,只能尝试着走第三条路,即依靠广大民众的小额捐款,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但这条路也不好走。

 

依然以“安琪之家”所在的南宁市为例――

南宁民众虽然不乏慈善传统,但总体而言并不富裕,平均每人年收入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南宁的城市发展速度极快,平均每五年市区面积就扩大了一倍,外来人口及流动人口急剧增加,房地产价格快速窜高,便得南宁市从2005年起就成为全国生活消费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而今后的物价肯定还持续上扬。这就使得民众捐款意愿会有相应减弱。

同时,每年数次的政府强势号召捐助,会在很大程度上划走了大部分善款。而民众的慈善捐助也是有高峰低谷的周期波动的,草根民众捐助一次后,至少在半年内不会有再次捐助的冲动。而在社会大环境下,各界需要资助的群体和个人也很多,如贫困学生、恶性疾病患者、孤寡老人、突发灾难受害者、下岗职工、城市贫民等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善款的捐助方向。

“安琪之家”在几乎只能锁定民众小额捐助以维系生存的选择下,唯一所能的只能是那个很老套的办法:“唤起民众。”所幸在这方面“安琪之家”有相当现成的资源可以利用。

“安琪之家”现今采用的筹款方式,由媒体呼吁、严格自律、人脉关系感染、公信力号召、社会团体及小范围群体认同等几个因素组成。这些因素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不可单独剥离,而是有机地相互作用。作为民间慈善机构最为务实的生存探索,这种方式对“安琪之家”相当有效,但因为具有很强的“本土化”特点,别的民间慈善机构如若据此照搬,就肯定会“水土不服”。

 

“脑瘫网络”理事会实际上是看清了这一点,但它很清楚“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它有自已独特的办法,将每个机构的“生存高招”汇集起来,搭建成为“脑瘫网络”共同的强项。

 

“脑瘫网络”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去正面硬碰那些现实中短时间内无法突破的坚硬壁垒,而是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另辟蹊径,绕过困难,用团队的智慧去集中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以达到团队服务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归纳起来,就是“迎难而上”、“顺势而为”和“绕道而行”――这就少不了要拥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脑瘫网络”相信,每家成员机构及其创办人(或负责人),都在以往的实战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和体会。成功的案例固然可以仿效,但绝不能照搬;失败或失误的案例也同样拥有“前车之鉴”的真实价值。每个人都把这些经验和体会奉献出来,那就成为了“团队的智慧”;而“团队的智慧”一旦为各个成员机构所接受并掌握,那又成了“机构的智慧”。

――这就是“脑瘫网络”十年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主线:他们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的融入与促进,但更倾向于符合现实环境和条件的“自我成长”!

 

据此,“脑瘫网络”创造了一个逐级渐进的正能量吸纳框架,更打造了一个以“良性循环”促进社会进步的创新模式。

他们强调,“脑瘫网络”首先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团伙”,它必须有自已独特的文化传承――

 

它所坚持的是“信念的凝聚”,而不是“资源的抢占”;

它所注重的是“智慧的升华”,而不是“头衔的排列”;

它所讲究的是“彼此的尊重”,而不是“地位的高低”;

它所提供的是“家园的温馨”,而不是“权利的大小”;

它所给予的是“心灵的关怀”,而不是“物质的供给”;

它所倡导的是“实效的凸显”,而不是“声势的强弱”;

它所推崇的是“相互的奉献”,而不是“财富的索取”;

它所追求的是“共同的发展”,而不是“独家的做大”;

……

十年磨一剑。

“脑瘫网络”一直在遵循“走自已的路”的原则――

它愿意博采众长,但绝不迷信各种“眼花”、“耳花”一起缭乱的时髦理论和主张。

它希望每个成员机构的成功与失败,都能够变成团队成员共同的智慧,但从不象“绍兴师爷”那样,貌似高人动不动就为大伙“指点江山”。

它从来不折腾它的成员,却极力主张各个成员非常务实地探索与创新,让大伙“自已去折腾”。

……

这样的例子,屡屡可见。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

有这样一句话,是两千多年前,老子在过函谷关时留下的;到了今天,倘若要对“脑瘫网络”的十年历程进行评价,这话或可一用――

道可道,非常道!

 

 

谨以此文――

“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理事会、52家成员机构和1800多位同行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你们都是共和国的脊梁、伟大的慈善事业的践行者,能够与你们风雨同路,我引以为人生最大的骄傲和自豪。

――作者

 

2017年2月22日

 

本文作者:李绿江  中国脑瘫康复教育网络  理事会 理事

联系方式:13978615053   ajiang333@126.com

地址:广西南宁市北湖路42号二楼  安琪之家

 

分享到:

联系安琪

安琪之家北湖校区(儿童中心):广西南宁市北湖北路42号2楼 电话:0771-4923280 安琪之家奥园校区(青年中心):广西南宁市奥园北京组团9栋3单元101、102室 电话:0771-4897240